我的前五十年都是在乡村过的，差别仅仅只是身份:乡村孩子兼乡村学生，乡村教师身份是民办性质，当公社干部，一年有三季都住在村子里的农民家中;当专业作家，又生活在只有六十余户人家的以陈姓为主的村子里。我曾经调侃说，柳青在长安县从头到尾工作和生活十四年，成为文坛传诵至今的佳话，我在农村五十年倒没有谁在乎。

——陈忠实《在原下感受关中》

1982年11月，陈忠实调入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即后来的陕西省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

陈忠实曾经说，他的人生理想，就是能当一个专业作家。如今，理想实现了。户口和人事关系都进了城，陈忠实决定，还是回到原下的祖居老屋。写作，特别是写农村题材，原下的祖居老屋接地气，也更安静。

此前，陈忠实是灞桥区文化局的副局长兼文化馆副馆长。区委领导关心、爱护他的创作，让他只参与文化局大事的决策和研究，而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创作上。在文化馆期间，陈忠实的创作，实际上已处于半专业状态，读书和写作的时间是比较充裕的。因此，这个时期，他对自己的生活和创作状态还颇为满足，对进入省作协当专业作家不是太急切。1981年，中国作协西安分会党组决定调他到专业创作组，但因为行政管辖范围问题一时没有调成，他也顺其自然，泰然处之。一年之后顺利调入中国作协西安分会，他决定回归老家。他从1964年离开老家村子，近三十年间，单位和职业都换过儿个，但都是星期六下午放假回家，周日晚回到供职单位。如今当了专业作家，时间是充分的自由了，他非常珍惜这个难得的自由支配时间的权力，觉得要尽量避免没有实际意义的应酬。在新时期跃上文坛的青年作家群中，他觉得他的年龄是偏大的，适值文艺复兴时期，自己不抓紧不行。在乡村工作整整二十年了，必须安静下来，细细回嚼乡村生活的体验，反刍积累的素材，争取多出作品。要认真读一些书，进一步开阔艺术视野，调整艺术思维，争取更上一个境界。要躲开热闹，也要躲开文坛的是是非非，保持思考必需的沉静心境，以把精力和用心都专注于对问题的思考和艺术的探索上。

成为专业作家的最初一年，陈忠实自己的户口进城了，但妻子儿女的户口还在农村乡里，他除了写作，还要作务庄稼。农业生产队实行了大包干责任制以后，分给陈家五六亩地，其中一半是原坡地。陈忠实的母亲和妻子有病，儿女还小，作务庄稼全靠陈忠实干。家里没有成年男劳力，养不起牛，耕作是相当困难的。1982年的10月，陈忠实就是自己在地里拉犁，播完了小麦。1983年5月，根据“专业技术干部的农村家属迁往城镇”的相关政策，陈忠实的妻子和子女一共四人的户口由灞桥农村迁到了西安市，生活好转了一些。

陈忠实依然住在农村。他的生活与普通农民没有什么不同，唯一不同的，是他与农民作务的工作不同，农民是种地，他是写作和读书。

1985年4月下旬，作协陕西分会三届二次理事会(扩大)在咸阳召开。在这次会上，陈忠实被增补为副主席。同时增补为副主席的，还有路遥、贾平凹和杨韦昕。陈忠实的行政级别成为副厅级，工资达到158元，这使他一直过得很紧的生活一下子宽松了很多。这一年的夏天，作协陕西分会发扬作家挂职深入生活的传统，安排一批新时期出现的青年作家到农村和工厂去任职，陈忠实不想离开自己的生活基地，被任命为中共灞桥区委副书记。

不论挂职不挂职，陈忠实其实都住在老家的村子里。在乡党眼里，陈忠实就是村子里的一员，只是工作特殊一些。大家种地，他是“作家”，坐在家里的凉房底下耍笔杆子就能挣钱，干的是一个省力的好事。至于陈忠实当副主席还是当副书记，还是当着副主席又兼着副书记，他们觉得和自己的关系不大，也不关心。乡村社会是一个小的自足社会，遇事乡党都要互相帮忙。乡党要办事，凡是想到陈忠实能办的，也不管他是在读书还是正在构思或者写作，就径直进门找他说事。先是在破旧的厦屋，后来是在新建房子的写作间里，不管陈忠实是忙着读书思考还是弄他的“枕头工程”《白鹿原》，突然会有一位乡党走进来，眉眼里洋溢着不加掩饰的喜悦，以不容置疑也不许推辞的口气说：“明日给咱那个大货（大儿子）办事哩，今黑请执事，你今黑就得去。”作为乡党的陈忠实，不容许说半个“不”字，必得立刻应诺，还要表现出积极的情绪。乡党再叮咛一句“你还干你那一摊子事”，就又喜滋滋地忙着邀请别的执事去了。顷刻之间，陈忠实脑子中的有关文学的形象或思绪，统统消失，他当即要做的最切实的事，是给一家为儿子娶媳妇的乡党去做帮忙的执事，“那一摊子事”就是去做账房先生。

乡俗，村人红白喜事所请的账房先生一般要由村里最有文才、会计算而且正派公道的人充任。陈忠实做这个账房先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村人对他的认可。结婚喜事，他先一天下午要写好对联，并贴好。按讲究，一般需给临街大门、院子正屋和新房贴上三副对联，内容各有区别。大门对联是向全村人宣示这户人家的某个小子结婚的喜事，正屋的对联一般是农家院主人胸怀和姿态的表白，新房对联则是对两个新人未来美满婚姻的祝福。再一个任务是协助总管安排好执事分工，总管一般由村子的书记或村主任担任，喜事需要的挑水的、洗菜的、端饭的、烧酒的、洗碗的等活路，都要落实到人，然后由账房先生写到红纸上贴到院子最显眼的墙壁上，各司其职，哪一个环节出现漏洞，就可以找到具体的人。除此之外，先一天晚上，乡党好友接二连三向主家送礼祝贺，或一段布料，或一床被面，或不等数量的现金，他都要一一登记，再用红纸书写了张贴到主屋正面墙上，这个工作需要持续到深夜，直至再无送礼者上门。最忙活的时段，是结婚这一天的上午，各路亲戚来参加婚礼，送来的既有传统的各色花馍，又有绸缎被面、布料和现金，偶尔还有城里人时兴的花篮，他一件一件登记，再用红纸写了贴在墙上。账房先生经管的最复杂的事，是对烟酒糖果的支配，虽然喜事不能扫了乡亲的兴，不能伤了朋友的面，但为主家特别是家境不太宽裕的主家着想，这些东西都要合适地控制发放，以免支应不到终场。陈忠实洞明世事，人情练达，处理这种事原则中又有灵活，善于应对，主家满意，乡亲也都高兴。

埋葬老人的白事要复杂一些。这种复杂，一是要以对联的形式对逝者进行概括评价。从逝者咽气倒头直到下葬完毕，短则三天，隆重一些的要持续五天或七天。陈忠实还是账房先生，他要以对联的形式，把逝去老人一生的功德与性情概括在一副对联里，用白纸写了，张贴到大门门楼两边的门柱上，予以彰显。这样的对联往往能赢得乡村那些识字人的赞赏。他们看了以后往往赞叹说，逝者能得到陈忠实所写对联的表彰，死亦瞑目。陈忠实每每听到村人这样的赞叹与言说，甚感欣慰，认为自己的一篇小说得到了好评也无非就是这样的感觉。常常，陈忠实正当着他的账房先生，就有老头走进他的账房，接过陈忠实递给他的一支烟，一边感慨地评说陈忠实所写的总括逝者一生的对联如何之好，一边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到爷(或叔)闭眼的时候，你给爷（或叔）也写上一副，爷（或叔）一辈子受的苦就算没白受。陈忠实在感动的同时也深深地意识到，语言和文字的力量确实是很大的，即使一个最普通的农民老人，也想要在告别这个世界时获得一种客观的评价。复杂之二是，白事期间，主家多年因诸种原因甚至琐事累积的矛盾往往在老人去世后爆发出来，有的还发生打骂。陈忠实就得参与调解矛盾，以便逝者能如期入土为安。

若有乡党建房，陈忠实也被请去当账房先生。盖房对于农民来说，是一件大事。中国农村，在20世纪的50年代到80年代前期，建房的人家还是很少的，很多人住的还都是旧时期祖上盖的房。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初，只有六七十户人家的西蒋村迎来了建盖新房最红火的时期。以前的房屋，好的是青砖青瓦房，次一点的是土坯墙青瓦房，最穷的是土坯墙茅草房，这个时期兴起的新房，一是红砖红瓦砖木结构房屋。是红砖立墙水泥板盖顶的平房。农村盖房，破土动工和上大梁（或吊装水泥楼板）是两个重要日子，主家一般都要庆祝。陈忠实自然又受邀成为账房先生，“管那一摊子事”。

除此之外，乡亲们偶尔遇到一些急事，想着他有着“官家”的身份，外边关系广，人熟些，能帮忙，也会找他。谁家酒酿好了，猪养肥了，要给儿子结婚，不料却因这因那领不来结婚证，要他去给乡政府领导说情，或者是女方家里又提出来了不能接受的物质要求而陷入僵局，要他去给女方家长做调解工作，诸如此类，陈忠实都不推却。他也能自然地适应生活赋予他的若干反差颇大的角色。刚给一个女方家做了调解，又回到作家协会参加文学作品研讨会，同作家朋友交流创作体会，议论某个新的艺术流派，他既能适应也更有对比之后的新鲜感。

1986年春天，陈忠实自己建房，满村的乡党几乎都来帮忙了。陈忠实一方面还做“管那一摊子事”的账房先生;另一方面，在活路紧张、人手短缺的时候，也当一个劳力，或抬木头或搬砖瓦。西蒋村老家新房建成，他为自己辟出了一间书房，有十多平方米。新房建设时，他还在屋后廊沿两边的石子墙上，以深色石子各画了一幅画，一边是山，一边是水和海燕，算是山水画吧，镶在墙上。这是陈忠实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作画。

在区上挂职期间，他除了每周一次要参加的区委常委会之外，其他诸种社会角色，一年也就是一二十回，不算什么负担。但是到了1988年春节过后，构思完成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即将动笔，他请求终止了中共灞桥区委副书记的挂职。其他的文学活动该参加的还得参加，账房先生的角色是不能免除的，陈忠实也乐于继任其职。

删繁就简三秋树。蛰居乡间，陈忠实自觉心境踏实而且单一，心思只集中在写作上，几乎没有别的什么欲望。尤其是在《白鹿原》的构思完成开始草拟以后，他更是觉得，他对这个世界儿乎再无任何个人的欲望了。

事后回顾，从1982年到1992年，陈忠实认为这是他写作生涯中最好的十年。四季流转，心情恬静，偶尔忙一下，帮乡邻当一下账房先生，更多的时候他自己独处一室，面对笔下纷繁的人物世界和文学世界，上天入地，闪转腾挪，另有一个世界，别有一个宇宙。

生活则是闲散的，从容不迫的。气定神闲，写作起来更易心神投入。

冬来了，忽然一夜大雪，漫天皆白。陈忠实起床之后，顾不得洗脸，先掂起长柄竹条扫帚扫雪。扫了院子，再扫大门外的道路。出门听到的第一句话，是邻家扫雪的人不由自主地赞叹：“好雪！”雪于麦子的生长太好了。扫了雪，回到小书房，赶紧捅开火炉烧开水。洗罢脸，水开了，沏上新茶，喝上一口，身热神爽。面对窗外白鹿原北坡上覆盖的耀眼的白雪，创作的激情便潮溢起来，他铺开稿纸，开始写作。

春天的一个早晨，打开窗户，忽然看到院子里自己手植的那株梨树花儿开了，心不由得一阵悸动。跑到树下，点一支烟，久久不肯离去。这是他栽的梨树苗儿，不经意间已然长大，春来第一次开花，不过十来串，却粉白娇丽，点缀在枝杈绿叶之间，竟是世界上最让他动心的花朵了。这以后就有了牵挂，梨树成为每天必赏的风景。眼看着一个个弹球大的小梨一天天长大，然后变成拳头大的青梨，再由青梨变成灿灿的黄梨，认识到生命的成长是怎样的一个过程。

三伏酷暑是一年里最难熬的季节。在乡下，不单空调是一个陌生的机械，电扇也是一种奢侈装备，趁着前半天凉快，陈忠实抓紧写作，午后便无法捉笔了。天太热时，他给桌下放一盆凉水泡脚降温。有时这个办法也不行，手心手背手腕上尽是汗水，弄湿了稿纸，无法写字，便只好等待次日早晨再写。这个时节，每当傍晚日落时分，他就到门前的灞河里先洗个痛快，再走上村背后的白鹿原北坡，择一处迎风地坎坐下，点一支烟。这里，顺坡而下的微风不时拂过，蚂蚱在整个坡地里此起彼伏地大声歌唱着、呼应着，间或有一两声狐鸣，仿佛一种变奏，偶尔还会看到一团鬼火忽起忽落飘移游走，像是逐声而去。陈忠实抽着烟，静静地沉浸在这野风和天籁之中。

1991年春天的一个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早间新闻联播中公布了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结果，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名列榜首。这天上午，陈忠实从乡下风尘仆仆赶到西安市北大街，参加陕西人民出版社召开的一个文学创作座谈会。由于路远，他晚到了一会，坐在会议提前安排好的位子上，就在路遥旁边。身旁的路遥正在发言，路遥那边是评论家李星。李星见他来了，从路遥背后侧过身子将早晨刚听到的路遥获奖消息告诉他。陈忠实早上走得急，没有听广播，听到这个消息他说：“这是大好事。”他想等路遥发言完毕即表示祝贺，李星又从路遥背后侧过身来，问他：“你的长篇写完了吗？”他回答：“还没有。”李说：“几年了，你躲在乡下都干了些啥，咋还没有完？”他说：“不急停了一会儿，路遥还在发言，李星又招手让他俯过头去说：“今年再拿出来，你就从这七楼跳下去。”陈忠实没有说什么。直到1993年，《白鹿原》火了之后，陈忠实才几次旧话重提：“李星让我从出版社七楼跳下去，心急我了解，但我是不以为然的。自己还不满意的作品，匆忙拿出来又有什么意思？只能是又多了个印刷垃圾。”

陈忠实当了专业作家蛰居乡间写作的十年之中，最初是一家六口都住在农村。他的妻子和子女户口迁往西安之后，陈忠实和妻子基本住在农村。后来，老母亲陪着陈忠实的大女儿陈黎力在城里读书，二女儿和小儿子在中学寄宿读书。1991年深冬，在西安城里陪陈黎力读书的老母亲双腿因老年性病变，行走不便，无法支应买菜做饭的家务，妻子王翠英就进城代替老母亲，原下的小院便只剩下陈忠实一个人。陈忠实依然投入地写他的《白鹿原》，生活自己料理，自己打火做饭，洗锅刷碗。为图方便，王翠英走的时候给他擀下并切好一大堆面条，陈忠实吃饭时只需把面条下到锅里煮熟就行了；还留下不少的馍，饿了在火炉上把馍烤得焦黄，陈忠实感觉味美无比。得着空闲，王翠英还回来给他送馍，同时再擀些面条。王翠英如果太忙，陈忠实便赶到城里家中，再背馍回原下。陈忠实感慨，自己与背馍结下了不解之缘，少年时为读书从乡下把馍往城里背，中年时为写作又把馍由城里往乡下背。

1991年农历腊月，王翠英最后一次回原下给陈忠实送面条和蒸馍临走，送妻子出小院时，陈忠实说:“你不用再送了，这些面条和馍吃完，就写完了。”王翠英突然停住脚，问：“要是发表不了咋办？”陈意实没有任何迟疑，仿佛考虑已久地说：“我就去养鸡。”王翠英没有再说话，转身出门，进城去了。

陈忠实给妻子说的长篇小说如果发表不了他就养鸡，不是一句随便说的话，还真是他的一种深思熟虑。《白鹿原》已经写了四年，到了这一年的冬天，已经接近完成，胜利在望了。但是，有一个问题，陈忠实不能不认真考虑，那就是出版的可能性。用他的话说，他很清楚，他“弄下了一个什么”，在当时的文学环境里，能不能出版真是一个谁也说不准的问题。陈忠实就得从最坏处着想。他暗自决定，假若不能出版，不管是因为作品本身不够出版水准，还是因为出版政策的原因，他都不会继续过以写作为专业的生活了。四年期间没有稿费收入，生活很艰难。有一年，三个孩子相继上高中、上大学，暑假拿不出他们的学费。一位朋友听说后送来了2000块钱，这个朋友曾经跟他在乡下一块搞过文学，后来搞乡办企业赚了钱。陈忠实当时感觉，农民企业家真是厉害，2000块钱就给你摔在桌子上了。专业作家已经当了整整十年，已经摸上50岁了，年过半百，就算老人了，写出的长篇小说出版不了，一个专业作家就得考虑自我调整。靠写作过不上像样的日子，那就以养鸡为专业或者说主业，而把写作只当一种爱好。

人都有思退路的时候。退路已经想好，陈忠实的心态反而更为沉静了。

作者：邢小利，编审，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历任西安市文联《长安》杂志理论编辑，陕西省作家协会《小说评论》杂志副主编、文学创作研究室主任。现任陕西白鹿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书院学会副会长，陕西省柳青文学研究会会长。主要著作有文艺评论集 《长安夜雨》《文学与文坛的边上》《陕西作家与陕西文学》《走进历史的陈忠实》《时代 生活 人》，散文随笔集《回家的路有多远》《种豆南山》《义无再辱》《长路风语》《独向陌生》，长篇小说《午后》，以及《陈忠实传》《陈忠实年谱》《陈忠实画传》《陈忠实研究》《柳青年谱》《陕西文学大事记1936-2016》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