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路遥的小说改编成影视剧，无疑是一件很有难度的工作。小说有自己的节奏，它是一种从容而安静的叙事样式，它像季节的变换一样，从容不迫，疾徐有度。而影视艺术需要画面感，强调冲突性和动作性，需要调动各种艺术语言和表现手段，不断地刺激读者的注意力，有效地控制观众的兴奋度。如何解决小说叙事的叙述性与影视艺术的呈现性的矛盾，是影视剧的编剧、导演和演员必须处理的问题。

那么，新拍的电视剧《平凡的世界》处理得如何呢？

这部电视剧，我看到现在，虽然感觉在编剧、表演等方面都存在瑕疵，但是，似乎也还不错。编剧将叙述语言转换为对话和动作方面，多有准确的把握和巧妙的处理。无论主要演员还是次要演员的表演，整体上看，都比较用心，比较成功。孙少安的扮演者表演得尤其不错。

但是，问题也不少。最明显的，就是陕北方言、关中方言和普通话混杂在一起，不仅听起来别扭，而且极大地影响了电视剧的真实感。然而，最大的问题还不是这个，而是随意改换和增补。改换指的是将发生在甲身上的事情，“转嫁”到了乙的身上。例如，炸山造原这是发生在田福堂身上的事情，路遥本来借此讽刺“学大寨运动”的不切实际，但是，编导人员却将它安在了孙少安身上——这就造成了严重的错位，对塑造人物性格和人物形象造成了极大的混乱。要知道，孙少安性格上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现实感”，就是踏踏实实地干实事。

毫无根据的“添补”也是《平凡的世界》在编导处理上的一个大失误。例如，在路遥的小说里，双水村抢水而“豁坝”的时候，孙少安正去山西相亲，根本就不在村子里。但是，为了强化戏剧性，却硬是将他从山西“位移”了回来，让他以极端的方式与邻村的人谈判，还把润叶从县城强拉回来参与其事，以壮声势，增加噱头。至于田润生参军、上战场、耳朵被震聋等等情节，则纯粹是脱离原著凭空虚构出来的。虽然这个情节倒也不失精彩，也很令人震撼，但是，这种对原作的歪曲，同样是极其有害的。

改编路遥的小说，要抓住它的灵魂性的东西，要在细节和主题上、气质和风格上忠实于原作，要进入作品内部，认真地了解它所展示的生活，耐心地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把握其性格特点。

成熟的现实主义写作经验，这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等作品提供给我们的最为宝贵的文学经验。这种精神和这些经验，至今仍然值得认真地体会和吸纳。

《平凡的世界》写于上个世纪80年代，那个时候，中国文学正在摆脱过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僵硬模式，开始学习西方的现代主义，当时流行的是现代主义、先锋文学等等，新奇的文学技巧受到过度推崇，相反，任何对过去文学形式的一点点继承，都可能会被认为是落后的而加以批评。

直到今天，仍然有很多人并不认为路遥的作品有多高的“文学价值”，这其实一点儿都不奇怪。中国近现代到当代的文学发展，最开始接受19世纪俄国文学的传统，到五四时代建立启蒙和批判的传统，到后来这些传统都被抛弃，开始借鉴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建立了一种简单化的狭隘的叙事模式。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这种模式被抛弃，更多人因为学习西方的文学观念和技巧，开始使用一些很极端的技巧和方式，放弃对人的个性、内心活动的描述，追求冷冰冰的“零度写作”效果，排斥作者个人情感和思想的介入。我们以“现代主义文学”的理念和趣味来作为评价的尺度和坐标，而过度地强调了怪诞、奇异、陌生、晦涩等美学效果，过度地强调了对暴力、力比多等非理性内容的意义。我们蔑视常识，蔑视大众，蔑视那些固有的文学经验。极端自我和极端封闭的叙事内容，极端反交流的叙事方式与含混不清的“叙事圈套”，都受到了不少学者和批评家无原则的赞赏和不合理的“过度诠释”。事实上，这样的经验，只是西方现代主义变形过程中不成熟的经验。

综合：中国作家网

作者简介

李建军，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室主任。曾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及《文艺研究》等多家报刊发表大量理论、批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