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工新闻网·GNN电（记者冯创志）近日，一则北大教师解读晚清史事的视频在抖音流传，谈及1872年曾国藩辞世之后，左宗棠送来一副挽联。出人意料的是，这副挽联令曾家子弟初时忐忑，读罢却大为动容，潸然泪下。

世人不免生疑：曾国藩与左宗棠相知共事多年，曾国藩又屡次提携、保全左宗棠，曾家人为何会前有担忧？这份顾虑，其实在情理之中。

曾左二人同为湘籍同乡，早年左宗棠寄身幕府，性情刚直、锋芒外露，曾因直言获咎，遭人构陷，横遭无妄之祸。而曾国藩惜才识才，多次施以援手，为其斡旋保全，于左宗棠确有知遇之恩。

左宗棠所送挽联，文曰：

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原名曾子城，字伯涵，号涤生，湖南长沙府湘乡白杨坪（今属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天子坪）人，宗圣曾子七十世孙，晚清著名政治家、战略家，湘军创立者与统帅。其出身耕读之家，自幼笃学苦读，六岁入塾，八岁通四书、诵五经，十四岁博览《周礼》《史记》《文选》。道光十八年（1838年）登进士第，入翰林院，为军机大臣穆彰阿门生，历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署理兵、工、刑、吏部侍郎。同治三年，湘军攻克天京，因功加封太子太傅，晋一等毅勇侯。其后奉命督师剿捻，未能建功。又与李鸿章合力兴办江南制造局，采纳容闳之议，选派首批幼童赴美留学。同治七年，以武英殿大学士出任直隶总督。同治九年，办理天津教案交涉，迫于法国强势，以妥协了结，处死十七人、遣戍相关官吏，此事亦成为其一生备受争议之处。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溘然长逝，朝廷闻丧辍朝三日，追赠太傅，谥号“文正”，入祀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并准于各省建专祠。曾国藩对晚清政治、军事、文化、经济影响深远，与胡林翼并称“曾胡”，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同列“晚清中兴四大名臣”，著有《曾文正公家书》《曾文正公全集》传世。

通观曾左一生，一言以蔽之：互相成就，屡有龃龉，终至彼此敬服。

最初，曾国藩是左宗棠的伯乐。曾国藩创办湘军之时，左宗棠在湖南襄赞军机、运筹谋划。曾国藩一路保举擢拔，将其从幕府幕僚推升为浙江巡抚，跻身封疆大吏。二人天性却迥然相异：曾国藩持重沉稳，进退有度；左宗棠刚直果决，辞锋锐利，不肯屈人。一似静水，一如烈火，共事二十余载，政见兵略屡有争辩。

二人真正公开决裂，肇因幼天王一案。同治三年，天京陷落，曾国藩据前线奏报，上折称太平天国幼主洪天贵福已焚毙城中。左宗棠查明幼主脱逃，未先行私下沟通，径直上疏朝廷揭明实情，致使曾国藩遭朝廷申斥。自此，两位同乡名臣公开失和，断交八年，书信不通，言语之间亦多有攻讦。然私交虽绝，公义未废。后来左宗棠出师西征、收复新疆，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不计旧日嫌隙，倾力筹措军饷，甚至将麾下得力部将刘松山所部交其调遣指挥。左宗棠一生言辞峻切，心中实则敬重这位乡前辈。及至曾国藩辞世，这副挽联，便是半生傲气落定之后的肺腑之言。所谓“自愧不如元辅”，并非虚谦，乃是历经世事之后的由衷认可。二人所争，本是国事兵略，并非私人仇怨，堪称君子之交，虽有相激相磨，终究不负平生。

世人多以为曾左交恶，纯然性格不合。其实性格龃龉只是表层，深层根源，乃是太平天国平定之后，湘军集团权力格局重新洗牌。简单言之，二人能够长期协同共事，有赖上层信任庇护、下层僚属效命，各有依托、互为所需。一旦这一格局瓦解，矛盾浮现便成必然。

咸丰年间，左宗棠尚为骆秉章幕府师爷，并无正式功名。1852年前后，太平军围攻长沙，左宗棠于后方擘画军机，显露出过人将略，然身份仍属白身幕僚。彼时曾国藩已是礼部侍郎，二品大员，二人地位悬殊。曾国藩赏识左宗棠的军事远见，屡次向朝廷举荐，使其由科举未竟的幕僚，一路擢升至浙江巡抚、闽浙总督，曾国藩的保举，实为关键推手。这段渊源，恰如伯乐遇千里马——你怀雄才，我筑平台，起初合作相得益彰。

转折便在1864年太平天国覆灭之后。左宗棠久困举人，尚未正式出仕，在骆秉章幕府综理一省军政之时，便已自视甚高，常以诸葛武侯自况。席间论辩，争胜之时目光逼人，气势凌厉，胜人之后犹不肯稍缓。曾国藩惜其大才，欲举荐他出任知府，左宗棠却大为不快，直言己有武侯之才，区区知府难以相称，甚至放言若强授此职，便披发入山，不复出仕。

二人嫌隙，亦常起于细微之处。曾国藩致书文末，沿用旧时书札敬语“右仰”，本是寻常客套，左宗棠却解读为有意令左姓之人俯首低眉。又曾国藩办理团练，征募其女婿陶桄捐金，亦被左宗棠视作不留情面，隔阂日积月累。自负而又敏感，最易滋生芥蒂，正如斯宾诺莎所言：骄傲之人常怀妒意，对于以德性受人称誉者，往往心存芥蒂。

然左宗棠虽心气高傲，绝非阴私构陷之徒，心中不平，皆明言于外，从不暗施算计。咸丰十年祁门之战，曾国藩身陷重围，左宗棠领兵驰援，大破敌军，解祁门之困，曾国藩亦认可左季高顾全大局，彼时二人并肩御敌，共抗太平军。

同治三年天京城破，矛盾彻底公开化。曾国藩依前线禀报上奏，称洪天贵福已死于城内；左宗棠查实幼主出逃，未先行商洽，直接上奏朝廷揭报实情。曾国藩震怒，两位同乡名臣自此决裂，八年不通私函，言辞互有攻讦，私谊近乎斩断。

私交虽断，公心不改。左宗棠西征陕甘，远赴疆场，军粮饷银，须臾不可短缺。其时曾国藩身居两江总督，明知左宗棠对自己心存芥蒂，依旧捐弃前嫌，全力筹饷，襄助西征大业。

曾国藩辞世之后，左宗棠以这副沉郁恳切的挽联，尽显胸襟格局。古之大臣，担当天下重任，贵在公私分明，不以私怨废公义，不因意气损大局。

若放眼近现代史，此种“政见可争、公心不移，虽有分歧、终以大局为重”的品格，更有诸多动人史例，可与曾左故事遥相辉映。

抗战时期，周恩来与国民党方面代表张冲，原本立场对立，张冲曾策划“伍豪事件”，对周恩来与中共方面造成严重伤害。然而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周恩来摒弃党派旧怨，以民族大义为先，与张冲携手奔走，作为国共谈判的重要桥梁，协力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与维系。二人虽分属不同阵营，党见分歧始终存在，却始终明白：站在民族利益之上的公义，高于私怨与门户之见。张冲病逝之后，周恩来亲往吊唁，致送挽联“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悲慨同舟共济之谊，正与左宗棠挽曾国藩“相期无负平生”的襟怀，跨越时代，一脉相通——争的是立场政见，守的是家国公心，不因旧怨而误天下大事 。

再观革命队伍内部，党内同志之间，也曾因为战略路线、军事部署产生激烈争论，一如当年曾左就兵略国事反复辩难。但这类争辩，是为探求真理、挽救革命，并非个人倾轧、挟私报复。一旦经过实践检验、认识趋于统一，各方便放下分歧，同心协力，共赴革命目标，绝不因为会议上意见相左，便记私仇、拆大局、相互掣肘。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倡导的“团结—批评—团结”，与曾左“攻错若石”的精神内核相通：敢于直言纠错，是砥砺公心；纠错之后仍同心为国，方显大格局。

由此反观曾左旧事，便知这绝非晚清独有的个案，而是中国政治文化中一种可贵的为政境界：人可以有个性，政见可以有交锋，甚至可以一时失和、言辞激烈，但为政者的底线，是不能把个人意气、私人恩怨凌驾于国家大局、公共事业之上。 左宗棠一生傲岸，却能在挽联中坦然写下“自愧不如元辅”；曾国藩纵使因幼天王一事震怒，西征之时依旧鼎力筹饷。二人皆是把国事放在私谊之上，这便是为官为政最珍贵的胸怀与格局。

时至今日，这种公而忘私、求同存异、顾全大局的精神，依然是公职人员应当秉持的政德。事业发展之中，同事之间、班子内部，难免会因为思路、方案产生不同意见，敢于诤言、敢于纠错本是担当，但若因意见分歧而生隔阂、结私怨，遇事互相拆台，便背离了为公履职的初心。读曾左挽联，读近现代这些历史范例，正是启示今人：君子和而不同，谋国不计私嫌，唯有跳出个人得失，以大局为重，方能担当重任，不负时代托付。